本文作者：陆昌友

编者按：图书馆自2020年4月设立“文军长征——浙大西迁研究”栏目以来，已经陆续推出了八期，获得师生好评。本期我们继续推出陆昌友老师的作品《浙大在遵义的代理校长们》，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文军长征——浙大西迁“代理校长”们的故事。

人所共知，抗战期间，国立浙江大学在颠沛流离中西迁，在举步维艰中生存，在困厄逆境中崛起，发展成“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李约瑟语），取得令世人瞩目、惊叹的办学成就。这一切，都来源于竺可桢校长在遵义七年的岁月里，倡导并践行“求是”精神，离不开竺可桢校长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秉持和弘扬“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理念，团结带领一支坚强有力的“求是”精英团队，一步一步筚路蓝缕却又脚踏实地，一路走来艰苦卓绝却又铿锵有力。

自1940年元月16日竺可桢校长到达遵义，直到1946年5月16日竺可桢校长离开遵义，他在遵义一共停留了6年零4个月，共计2313天。其间，居住遵义1415天，其余898天，前往贵阳、重庆、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出差公干占了682天，往返湄潭分校、永兴一年级处理公务用了216天。除去湄潭短暂往返的若干次外，有698天他将校务委托了“求是”精英团队里的张绍忠等人代理，于是，就有了本文涉及的“代理校长”一说。

据笔者从竺可桢日记、浙大在遵义召开的行政谈话会议记录等相关档案材料中挖掘，先后有教务长张绍忠、工学院前院长李熙谋、文学院院长梅光迪、训导长兼文学院国文系主任郭斌龢、工学院院长王国松等五位做过代理校长。具体情况如下：

张绍忠，4次，223天；李熙谋，1次，53天；梅光迪，4次，172天；郭斌龢，1次，64天；王国松，4次，186天（包括1946年5月16日竺校长离遵返杭至同年8月6日浙大在遵义最后一次行政谈话会召开的82天）。

一、永远的教务长张绍忠

张绍忠，字荩谋，1896年11月生于浙江省嘉兴县。1915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专业，1919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20年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生，留学美国。1922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4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师从勃利奇曼（P.W.Bridgman,1946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主攻高压物理，并担任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1927年回国，先在厦门大学任物理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应蔡元培先生之邀，到浙江大学创办物理系，任系主任，后兼任文理学院副院长。1935年，因不满“学阀”校长郭任远独断专横，与物理系教职员集体辞职，赴南开大学任物理系主任。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随即致电南大理学院邱宗岳、杨石先、何廉等好友，称“晋材楚用，久假不归，想非兄之所愿”，恳请南大放人，终获成功，使张绍忠重回浙大，再任物理系主任，并兼任浙大特种教育委员会副主席、主席。

1939年10月16日，浙大西迁途中的宜山，竺可桢校长在该学期第一次纪念周集会上宣布：教务长郑宗海因病留浙东，教务长一职由张绍忠继任。于是，张绍忠忍痛丢开自己心爱的专业，一肩挑起教务的重担，而且一挑就是8年，直到1947年7月28日，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而在51岁的盛年溘然长逝。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遵义时，张绍忠一家居住在老城大井坎六号。每天一大清早，他就要顶着刺骨的寒风，赶到一两千米外设在桃源山上江公祠的浙大总办事处，为校舍、教室的落实，各院系教师、课程的安排，学生注册、讲义的准备，往往一忙就是一个整天，以确保二、三、四年级能于2月22日准时开课。

好不容易，教学秩序大体恢复正常，竺可桢校长很快就要去重庆受训，时间还长达近两月。行前，将校务委托张绍忠代理，并且书写了5万元的现金支票，另立户头，交由张绍忠签字使用。

首任代理校长的张绍忠，接连召开两次行政会议（总第59次和60次），着力化解了浙大与城成小学师生因江公祠校舍纠纷引发的矛盾。接着，又和理、农两院院长胡刚复、蔡邦华赶去湄潭洽勘新校址。在雨中前往永兴、冒险过一小桥时不慎滑倒落水，幸亏紧紧抱住湍流中的一块石头，才免于受难。

刚从湄潭返回遵义，得知一箱箱图书、仪器即将运达，无处安放，张绍忠又马上召开等62次行政会议，决定将总办事处移至何家巷四号，腾出江公祠作图书馆，又分别在南泉寺、柿花园、西蜀会馆、蜡光庙等处临时安置生物、农化、化工、理化、机械、土木等实验室，使教学秩序逐步走上正轨，直至竺可桢校长出差归来。

在前后4次200多天的代理校长任上，张绍忠先后主持召开了17次行政会议（经第32次校务会议决定自第70次起改称“行政谈话会”），为浙大在遵义、湄潭尽快站稳脚跟，得以生存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而在日常工作中，身为教务长的张绍忠恪尽职守、任劳任怨。一方面，他是铁面无私的“包公”。每逢考试，他都会带上几张空白布告到各考场巡视。一旦发现有人作弊，马上查出姓名，填上布告，给予处分，惩处不贷；他负责的招生工作，始终坚持严把质量关，宁缺毋滥，就连竺可桢校长的女儿竺梅，也因成绩不理想，未被录取。另一方面，他又爱才惜才，对成绩优异的学生关爱有加。当他发现工学院化工系学生胡济民物理成绩特别突出，就鼓励他转学至理学院物理系，使之学业有成，留校任教，后来成为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即使是因他严格管理心生怨恨、以致偷偷把污物倒在他办公桌上的学生，他也暗中为其开脱，使其保住得来不易的学籍。

就是在1946年5月竺可桢校长离开遵义以后的近三个月里，张绍忠也一如既往，积极主动地配合代理校长王国松，做好浙大东归回杭的善后事务，坚持到最后一批离开。

对于教务长张绍忠的英年早逝，竺可桢校长十分悲痛，说他是“以身殉学”，不仅亲笔写下挽联：“十余年得助最多获益最多况离乱同舟瘴雨蛮烟当日梦；二三子成德以教达材以教叹须臾返驾只鸡斗酒故人情”，还在1947年10月26日浙大为张绍忠举行的追悼会上，亲自担任主祭，并且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对于迁校事，荩谋之功尤大，因其任特种委员会主席也。......任教务长后，对学生录取与学期标准不肯通融，甚为不及格学生痛恨而不顾。”表达了对故友深切哀悼与怀念之情。

二、梅开二度的工学院院长李熙谋

1927年8月，原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分别改组成国立第三中山大学

（浙大的前身）工学院、劳农学院。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哈佛两所大学学习、研究的李熙谋，刚以麻省电机工程硕士、哈佛哲学博士双料学位的教授推任为工专校长，旋即被改组后的新学校校长蒋梦麟聘任为工学院院长，着手开设电机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三个学系，并附设高级工科职业学校。次年，李熙谋又接受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任命，兼任浙江省首任电话局长、省广播电台台长。

1932年夏，李熙谋辞去浙大工学院院长之职，奉教育部之命，赴欧洲作教育考察。一年后回国，担任暨南大学教务长、系主任等职，直至1939年夏天，浙大工学院电机系主任王国松受竺可桢校长委托，从宜山绕道越南到上海，邀请李熙谋重返西迁流亡中办学的浙大，接替执意辞职的现任院长、化工专家李寿恒，重新担任工学院院长。10月下旬，李熙谋抵达宜山，正式接任。

很快，因南宁失陷，宜山告急，浙大图谋再迁，11月28日临时召开的第29次校务会决定成立包括李熙谋在内的迁校筹备委员会。第二天，竺可桢校长就委派李熙谋和张其昀一道离桂赴黔，到独山、都匀、遵义、瓮安、湄潭等县寻觅新校址。

12月23日，竺可桢校长召集迁校委员会及行政联席会，决定请工学院院长李熙谋、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农学院院长蔡邦华三人为遵义新校舍筹备委员，即日去往遵义，为即将再度启程迁徙的浙大落实校舍。

在遵义，寓居老城南门内石家堡三号的李熙谋，与共同居住在此的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师范学院院长王琎、被尊称为浙大“三老”，而他主持的工学院，更是兵强马壮。他手下有王国松挂帅的电机工程系，李寿恒执掌的化学工程系，吴钟伟领衔土木工程系，钱钟韩为首的机械工程系。据1941年底浙大上报教育部的学生人数统计，在二年级以上的1048人中，工学院就有485人，占46·28%，接近全校学生的一半，高居文、理、工、农、师范五学院之首。浙大迁遵办学的当年——1940年，电机、机械两系就增设了双班。第二年又增设了工科研究所化学工程学部，内设油脂工业、燃料工业、纤维工业3个组。举凡招收新生入学、毕业生举荐就业、日常教学科研工作组织、包括工程师学会事务等，李熙谋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竺可桢校长任上，多次申请辞职，想重新回到气象研究所，继续从事自己钟爱的气象学研究，曾在不同的场合，分别向陈布雷、陈立夫、朱家骅等党政要员举荐李熙谋作为浙大校长的继任人选，从中可见他对李熙谋的信任。

1942年3月7日，竺可桢校长出差重庆、北碚，直到4月29日返回遵义，其间，委托李熙谋代行校长职务53天。

在这53天时间里，代理校长李熙谋主持召开了3次行政谈话会（总第131——133次）。这3次会，按竺可桢校长行前安排，为教职员增加了生活津贴；制定了退学学生偿还贷金办法；改组了工读委员会，聘张其昀为主席，王国松、钱钟韩、涂长望、诸葛麒等为委员；明确并延展了春假的放假时间，还确定了春假期间在湄潭举行运动会的相关事宜。

另外，1940年3月，代理校长张绍忠与胡刚复、蔡邦华去湄潭踏勘新校址时，曾委托李熙谋在遵义代理总校校务。其间，李熙谋主持召开了第61次行政会议，讨论确定此次迁移学生贷金发放标准。

1942年4月24日，旧历三月初十，沙滩文化代表人物郑珍诞辰166周年纪念日，李熙谋代校长和张其昀训导长一道，代表浙大参加了遵义社会各界赴禹门沙滩祭扫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先贤陵墓的活动。此举改变了三天前行政谈话会让王焕镳教授参加这一活动的决定。

没多久，重庆的交通大学就与浙大沟通，请李熙谋前去兼作教务长。起初，他还经常往返于重庆、遵义之间，到后来，在重庆的时间就明显多于遵义了。以致竺可桢校长在日记中写道：“渠（李熙谋）以交大无人继任，且事事不如浙大上轨道，故愿留交大，而以工学院院长实缺畀劲夫（王国松）。”王国松这位工学院代院长在1944年9月21日得以正式任命，而李熙谋则与浙大再无交集。

三、梅香如故的君子儒梅光迪

1946年元月27日，一个阴沉欲雨的上午，遵义新城何家巷五号大门内外，扎上松竹门坊，缀以洋烛素花，装饰成礼拜堂模样。院内两边墙上，挽联密密排列，直达礼堂。在诸多政要、师友、学生情真意切的挽联中，竺可桢校长“李杜文章陶明气节公自大名垂宇宙；黔山埋骨湘水招魂我来万里哭朋俦”的挽联尤为引人注目。一场极备哀荣的追悼仪式在这里举行，藉以悼念一个月前逝世的学衡派创始人、浙大文学院院长梅光迪。竺可桢校长担任主祭、读祭文并致辞。他回顾两人相识于光绪时代，同窗于哈佛，共事于南高、东大与浙大，称梅光迪为人标准高、不求名利、外冷而内热。言辞当中，对这位前后相处三十六年的挚友辞世，流露出深深的哀悼之情。

梅光迪，字迪生，一字觐庄，1890年2月出生于安徽宣城的一户名门望族，系清初著名学者梅文鼎后裔，其远祖可追溯至宋诗开山鼻祖梅尧臣。1906年，梅光迪考取安徽高等师范学堂，师从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1911年考取庚款赴美留学，先入威斯康辛大学修习文学，后转芝加哥西北大学研读西洋文学，再进哈佛大学研究院，成为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首位中国弟子，并成为中国首位留美文学博士。留美期间，梅光迪与胡适就“白话与文言”“文学革命”等的探讨与论辩，被史家称为“胡梅之争”。1920年回国，首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次年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1922年创办《学衡》杂志，“阐扬旧学，灌输新学，以开风气”，将“胡梅之争”发展为“学衡派”与“新青年派”两大阵营的对垒，并载入新文化运动史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4年，梅光迪再度赴美，担任哈佛大学文学院“东方文学”讲席，开设“东方文化与哲学”等课程，时间长达十余年。其间，1927年短期回国任中央大学代理文学院院长除外。

1936年5月5日，刚接任浙江大学校长仅十天的竺可桢，为贯彻他审思熟虑的哈佛大学教育理念，就向远在哈佛任教的老同学、老同事梅光迪发出电报，力邀他到浙大共襄发展盛举。很快，梅光迪就携家带口回国，出任浙大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1938年8月，浙大成立了中国文学系，梅光迪即力主文理学院分设。不管是在校务会的讨论上、还是私下与竺可桢校长的交谈中，他都强调：“宜速立文院，国系属之”，而不是隶属于师范学院。1939年8月，经教育部批准，浙大文理学院一分为二，梅光迪毫无争议地出任文学院院长，直至1945年12月27日因心脏病不治，在贵阳去世，归葬于八鸽岭上的圣公会墓地。

旧以理工科称名于当世的浙大，就任独立的文学院院长，本身就是一个挑战。而梅光迪在文学院院长任上，得以依渊博学识展“治国平天下”的襟抱，“在中国文化上作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他不满足于当好竺可桢校长的助手，参加校务会、行政谈话会，主持歌剧歌咏、教职员福利两个委员会，处理繁杂的行政事务；他更是踌躇满志，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思注重通才之教育，提倡人文之修养，使承学之士，闳中肆外，笃实而有光辉”。在梅光迪的要求下，浙大一年级学生必修古文，从上古到明清按顺序选读一年。而文学院、师范学院的学生，除必修一年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外，还要修两年英文，以此融通中西之学。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设置，必须贯通义理、考据、词章，以“深明吾国文化之本原，学术之精义”。这一规定，得到各学系同仁的拥戴，得以在各个教育教学环节中实施，以致文学院毕业的学生，普遍都能成为融汇古今中外学识的“通才”，梅光迪也实现了“庄重、幽默、务实的高度统一”，成为一个“成功的院长”。

在浙大，梅光迪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1938年6月即被遴选而成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当年7月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上，他就针对日寇强力入侵，我国海军却贻误战机、毫无功绩的现状，提出“拟请建设新海防”的提案；1944年9月的三届三次参政会上，他又分别提出“国立各大学应增设东方语文学系”“大学教育应给与相当自由”两个提案，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体现了一位学者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卓越的参政能力。

从1942年12月17日至1944年4月22日，竺可桢校长先后4次出差重庆，校长职务交由他所信任的梅光迪代理。在竺校长离开遵义的172天里，代校长梅光迪主持召开了第41次校务会议，这是浙大在遵义召开的19次校务会议中，唯一未由竺可桢校长主持的一次，而且是在遵、湄两地分别召开（湄潭分校由理学院院长胡刚复主持）。这次会议，投票选举了建筑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各学院院务会议规则等。梅代校长还主持召开了11次行政谈话会，处理日常事务，议决重大事项，确保遵、湄、永三地教育、教学活动正常、有序开展。

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9月9日，竺可桢校长为筹备即将召开的等47次校务会议，先期去了湄潭，委托病中的梅光迪于9月11日主持召开了等273次行政谈话会。在会上，梅光迪通报了校务会议在湄潭召开的时间，安排了遵义赴湄参会人员乘车的时间、地点；会议还通报了校务会议教授、副教授代表选举结果，修改了图书馆学生借书规则。

1943年4月29日，英国牛津大学文史学院有经验陶德斯教授抵达遵义，对浙大进行为期四天的讲学和参观考察。受竺可桢校长的委托，梅光迪代校长于4月22日主持召开的第170次行政谈话会，就对陶德斯的招待办法和演讲日程进行了筹划安排。30日下午在播声电影院陶德斯教授的演讲会上，梅光迪一口纯正、流畅英语所作的欢迎词，先声夺人，既吸引

在场的浙大学生，也惊呆了正宗的英国人陶德斯。无论是对子弹库办公室、何家巷教室餐厅、杨柳街女生宿舍、次东门外工学院实验室、江公祠图书馆的参观，还是为文学院、师范学院学生在子弹库的演讲，或者与浙大教授在社会服务处的座谈，梅光迪代校长都全程陪同。梅光迪出类拔萃的学者风范，浙大学生们勤奋刻苦的良好学风，浙大教授们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一桩桩、一件件，都令陶德斯感动异常，特别是浙大在艰难环境中秉承“求是”精神生存、发展、崛起，更是让他刮目相看。

一生为文不苟、向来不轻言著述的梅光迪，因1944年年底偶然发现患有心脏病以后，或许是预感时日不多，自1945年初开始记日记，并在日记中草拟了他的著述计划。既有撰述中国文化的《洛下风裁》《正始遗音》《韩文公评述》《欧阳公评述》《袁随园评述》《曾文公评述》《中国两大传统》；又有介绍西方文化的《近代西洋思想述要》《近代西洋文学趋势》等等。按他的计划，“若天能假我二十五年至三十年，则可能成其十之三四......”。

遗憾的是，天不假年，造化弄人，到1945年12月初，梅光迪的心脏病就已恶化，在送往贵阳省立医院救治并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的两天后，于12月27日终致不治而辞世，他的写作计划也就无法实现啦！

其实，当初接到竺可桢校长电报时，梅光迪正带着家小，在美国爱荷华州的诺斯伯勒小镇度假，边写作边休息。这电报，既是同窗老友情真意挚的深情呼唤，更是国家民族危难中的急切召唤，“田园将芜胡不归”？何况他还想干一番惊天动地的文化大业呢！他如果不回来，以美国优厚的生活环境，他或许不会患病；即便生病，照美国先进的医疗技术，他也命不该死。但是没有如果，这位浙大文学院的元老，浙大西迁办学的功臣，经历近十年的风风雨雨，还是在抗战刚刚胜利、浙大即将复员的时候，心有不甘地离去了。随着梅光迪的离去，“一人失而全局毁”，浙大文学院重心骤失，学衡派人士星散，只留下他那“博学重通才流播遗风开往史；清言匡大计婆娑乔木启英豪”（朱家骅挽梅光迪联语）的君子儒风范，让后人思之念之，心向往之。

四、“卓节独从容”的学者郭斌龢

一次，浙大国文系教授缪钺与系主任郭斌龢议及时局，纵论时事，兴之所至，作五律一首。诗云：

“士气东京美，千秋未可逢。末流方混沌，卓节独从容。

霜降余枯草，风高响劲松。一绳维大树，愿勖郭林宗。”

言下之意，是将郭斌龢比作东汉才高八斗却不愿接受官府征召而名著于世的士人郭泰。

1900年5月生于江苏省江阴县的郭斌龢，其父郭镇藩是清末一位德高学湛的贡生。这使他得以幼承庭训，饱读诗书；1917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师从文史大师柳诒徵，是为“柳门”弟子；1919年考入香港大学，1922年7月毕业后，留港一年，苦攻希腊文和拉丁文；1923年6月起，先后任教于南京一中、沈阳东北大学，有幸结识国学大家吴宓，加盟“学衡”；1927年考取庚款公费生，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受业于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研读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与梅光迪同一师门；1930年，又转入英国牛津大学，进修希腊文学；1931年春，学成归国的郭斌龢，以其中西合璧的完善教育，融汇新知与旧学的知识领域，执教于东北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

1937年8月，郭斌龢应竺可桢校长之聘，来到“学衡”派精英荟萃的浙江大学，参与了西迁办学的全过程。1938年8月，浙大奉教育部之命，在文理学院增设中国文学系，文理学院副院长梅光迪、史地系主任张其昀鼎力举荐“学兼中西之通才”郭斌龢担任系主任，同时，兼任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

上任伊始，郭斌龢就编写了以“义理为主，然后考据有依附，词章有所归”为主旨的“课程草案”，在校内印发宣读，并在当年招收的两个国文系新生中开始实施。这个“草案”，倡导学问以致用为本，规定新生先博览群书，然后再求专求精；这个“草案”既重国文写作，要求学生一律用文言写作文，又强调学生应中西学兼备。这些，是与竺可桢校长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一脉相承的。在宜山的第19次校务会议上，由竺可桢校长提议、郑宗海与郭斌龢两人附议、得到全体通过、正式“决定校训为‘求是’两字”，其初衷，正是要在浙大形成“中西兼通，文理渗透”的学风。

1941年8月，著名音乐家应尚能受竺可桢校长之托，将马一浮撰写的歌词谱写成浙大校歌，随即在全校范围内传唱。为使浙大学生深刻理解国学大师马一浮所作歌词蕴藉的深邃涵义，同时，也为阐发“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精神，郭斌龢撰写了《本校校歌释义》演讲稿，发表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02期。他还按照竺校长的安排，分别于11月10日在遵义丁字口庆华戏院、次年元月12日上午在湄潭玉皇阁、当天下午在永兴向浙大学生演讲，称大学生应“百川归海”，“兼收并蓄、包罗万有”；大学的最高目的，是“求是”“求真”，“以学术文化为依归，力求学生思想之深刻，认识之明通”；大学教育，则“应养成宽大之胸襟，廓然无限，有如旷野，而不当局促于一宗一派之私，自生町畦”。这些见解，既是对马一浮工程的直白诠释，又是对竺可桢办学思想、理念的深刻理解。

1943年3月，浙大训导长张其昀赴美讲学，经校长竺可桢推举，郭斌龢接任训导长一职，在更高层面上参与校务处理，进一步成为竺可桢校长的得力助手。在3月8日湄潭纪念周的“训词”中，郭斌龢强调“训导”就是以德服人，其目的“不在训，而在培养学问空气”。

1945年2月17日至4月22日，竺可桢校长出差重庆，委托郭斌龢代理校长职务64天。这段时间的浙大，可谓波诡云谲，风云变幻。先是3月11日，学生自治会在何家巷三号的教室里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成立“浙大师生宪政促进会”；接着，16日，《国立浙江大学全体学生为促进民主宪政宣言》（即《国是宣言》）在何家巷《生活壁报》张贴，随后印刷2000余份，发往全国各地；4月17日，学生们又酝酿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促进会”，欲发起成立全国学联；因物价上涨，部分学生要求增发伙食费及夜间照明灯油供给，引发罢课，并由遵义校本部波及湄潭分校及永兴的一年级。

为应对这些变故，也为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在短短9个教学周的时间里，代校长郭斌龢就主持召开了9次行政谈话会，1次学生代表谈话会，协调处理。其间，他专程去了一趟湄潭、永兴，协商灯油补贴，督导学生复课。为严肃校纪，他还通过行政谈话会，对虚报战地服务团用款的学生余xx处以开除学籍处分；对在校期间违反校规、未婚先孕的男生俞xx、女生许xx，“嘱即自动退学，若需转学，证件可照办”。

随着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心脏病日益加重，前往重庆、贵阳诊治，即便在遵，也难以坚持日常工作，郭斌龢又以代院长身份，处理文学院各项事务，直至梅光迪去世。

1946年元月10日，梅光迪去世不足半月，竺可桢校长在日记中记载：“四点，余晤郭洽周（郭斌龢），告以文院院长拟聘晓峰（张其昀）主持，请洽周任外文系主任，祝廉先（祝文白）为国文系主任。”原本意在必得的郭斌龢十分惊异，不但代理的文学院院长不能转正，就连当了近十年的国文系主任也难以连任，加上训导长一职也将另属他人。尽管心有不快，但他还是顾全大局。第二天一大早，郭斌龢就赶到子弹库的校长办公室，把文学院印鉴交还了竺校长。

在梅光迪的追悼会上，郭斌龢与刚继任训导长的黄尊生伴随在主祭竺可桢左右，担任陪祭。他还为这位自己所敬重的哈佛同门、浙大同事撰写了《梅迪生先生传略》。这篇字里行间充溢着真情实感的祭文，与众多政要、同仁挽联、诗文一起，刊登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40期——“追悼梅迪生先生专辑”，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文学院院长一职的安排，或许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缺少必要的铺垫，不仅让郭斌龢心存芥蒂，在部分浙大师生中，也略有微词。学生代表江希和在梅光迪追悼会上的发言就“谈及文学院长产生过于迅速，希望不要把干净的校园糟蹋了”（竺可桢当日日记）。而郭斌龢则久久难以释怀。直到4月1日浙大校庆十九周年纪念会上，郭斌龢的演讲中还在嗔怪竺可桢校长“用政治手腕不令其长国文系主任及文院院长而调外文系”（竺可桢当日日记）。5月7日上午八点，郭斌龢一家第一批离开遵义，但他没有和同仁们一道回杭，而是离开浙大，去了南京，重回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就职，长期从事希腊文、拉丁文的教学与研究，直至1987年9月，以87岁高龄逝世。

五、国之劲松、植根教坛的工学院老院长王国松

1954年，时任浙江大学副校长的王国松在是年的毕业纪念册上题写了这样一段话；“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而这，也是他作为著名电机工程学家、教育家一生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1902年出生于浙江温州的王国松，表字劲夫。从小勤奋刻苦、学业精进。先是1916年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温州最好的中学——浙江省立十中。四年后，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跨进浙大前身——浙江公立工业学校，攻读电机科。后来，他仍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五年。1930年，王国松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公费留学。一年后，即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1933年，再拿下电工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重归母校，在工学院从副教授到教授，再到电机系主任，迎来了竺可桢校长执掌浙江大学，踏上了漫漫的西迁征途。

西迁途中，刚离建德，就频遭凶险。王国松考虑再三，在金华时暂别同仁，带妻子和五个女儿，折转回温州，把妻小安顿妥帖后，立即赶往吉安与大队人马汇合。而与家人的分隔，达五年之久。直到1943年，妻子带着四个孩子，历尽艰辛，赶到遵义。

在遵义，寓居老城大仕阁巷的王国松，是个尽人皆知的大忙人。他负责押运的仪器和实验设备刚到，马上就像在泰和、宜山一样，赶快组织拆卸，在老城次东门外湘江河畔因陋就简建起的实验室里安装起来，及时开出实验课。除繁杂的行政事务外，他还要讲授“直流电机”“交流电路”“电工原理”“电工数学”“高压电力传输”“输变电工程”等专业课程。尤其是“电工数学”这门课程是王国松在国内大学首创，在国外大学也少见。此课程由他自编讲义，以应用数学模式对若干电气现象进行解释、论证。在历届学生中获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1942年下半年，工学院原任院长李熙谋离开浙大，去了重庆的交大。王国松就顶着代院长的头衔，操持工学院的纷繁事务，直到1944年9月21日，被正式任命为院长。为确保电机、化工、机械、土木各系的实验都能正常开展，把分散在子弹库、西蜀会馆、陆军大学饭厅等处的实验室集中到次东门外，他东奔西走、上下努力，总算将实验工场建成。在四个系都正常或增班招生的情况下，工学院于1945年增设航空工程系。据浙大教务处1946年2月统计，是年全校学生1199人，工学院学生就有556人，占46%；而是年的247名毕业生中，工学院毕业者136人，占55%以上；遵义办学七年间，光电机系毕业生就有150人。这些毕业生基本上都能得到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王国松院长的辛劳和付出。

1944年4月10日下午，王国松代院长陪同前来造访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老城次东门外参观了扩建中的工学院实验工场。近两个小时的参观，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遵义，王国松还是一个为师生带来光明、给百姓送来温暖，深受大家喜爱的好人。是他，用历尽千辛万苦从杭州迁运而来柴油机带动发电机，以桐油取代价格昂贵且很难买到的柴油，发出电来，解决实验用电。因为他知道“遵义晚间照明用的是菜油灯，但未来的电机工程师却不能不做实验，因而不能没有电。”又是他，把另一台小型柴油机和发电机安装在何家巷三号大院里，每夜发电三小时，让教室大放光明，使同学们的晚自习从昏暗的菜油、桐油、或桕油灯光下解脱出来。还是他，带领电机系的同学，沿遵义城中大街上的石板路，统计路灯负荷、需用材料，编制供电网络，为遵义城市供电作出最早的规划。浙大东归回杭之前，是他将浙大实验、照明用的柴油机、发电机留在了遵义，促成1951年遵义第一座发电厂以此为基础，在狮子桥头诞生。

自1940年8月15日，工学院的电机、化工、土木、机械四系实验室向市民公开展示开始，每年6月6日的“工程师节”，次东门外的工学院实验工场，都向公众开放，遵义市民往往摩肩接踵、纷至沓来，以致眼界大开。此举一直延续到1946年，浙大离开遵义。这一持续七年、让遵义市民获益匪浅的活动，王国松应该是功不可没。而1944年“工程师节”实验工场向公众开放时发生火灾，还是王国松迅速赶到现场，果断“始停机器”，积极组织灭火，才避免造成更大损失的。

自1945年9月，竺可桢校长出差重庆、南京、杭州，为浙大东归复员奔走，一去就是两个月；后来再两次去重庆，时间又是一个月；然后是竺可桢校长离开遵义、返回杭州，到最后一批浙大师生离开将近三个月的善后处理，先后加起来总共186天，王国松作了半年的代理校长。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代理校长王国松主持召开的行政谈话会就有25次。其中：1945年9月17日至11月25日，计7次。这些会议分别调处了遵义、湄潭学生“壁报”问题，决定了新学年招生、从军学生返校复学，改选了教职员福利委员会等。1946年2月22日至3月5日，计2次，分别处理学生“壁报”侮辱教师事件，通报学生自治会“反苏”游行经过。4月6日至25日，计2次，分别规定垫发学生复员经费、教职员暑期借书办法，安排接待遵义籍政要——三青团中央团部代书记长刘健群在浙大演讲。

5月6日，竺可桢校长离遵返杭。6月1日，遵义的浙大校本部改称“国立浙江大学遵义办事处”。“国立浙江大学”关防（印鉴）在留遵暂用至7月20日由文书组主任孙祥治带回杭州后，启用“办事处”钤记。在留守遵义的82天（自5月16日竺可桢校长离遵至8月6日浙大在遵义最后一次行政谈话会召开）里，代校长王国松在教务长张绍忠、文学院院长张其昀、湄潭复员委员会主任苏步青等的鼎力襄助下，既要与浙大派驻重庆的高学洵、长沙的舒鸿、马宗裕、贵阳谢家玉保持密切联系，向坐镇杭州的竺可桢校长报告，协调各种交通工具，运送分批次复员的教职员、家眷、学生和图书、仪器设备；又要组织力量将工学院在遵义的实验工场、农学院在湄潭的农场、师范学院在湄潭的附属中学、还有那些难以带走的资产移交地方；还要应对某些宵小之徒的破坏行为。譬如湄潭三青团擅自把文庙照壁上面的“国立浙江大学”六字覆盖，涂改为团徽；遵义驻军军官总队70余人强行占据工学院实验室。

在此期间，王国松代校长主持召开的行政谈话会就有14次之多。张绍忠、张其昀无一次缺席。而8月6日召开的最后一次行政谈话会的内容是：决定派车将身患肺病的师生送往重庆结核病防治院，并发给半年的住院费。

9月12日下午，刚回到杭州的王国松向竺可桢校长复命，详细汇报了“三个月来遵义代理期间善后种种”。然后，继续在工学院院长任上默默无闻地辛勤耕耘、无私奉献。

浙大校史研究专家、时任浙大农学院院长蔡邦华之子蔡恒胜，对竺可桢校长西迁遵义、湄潭办学七年期间的日记作了数据分析，归纳出人名出现频率前12位的人物。5位代理校长皆名列其中。具体次数是：张绍忠630次，王国松609次，李熙谋597次，梅光迪567次，郭斌龢486次。由此数据即足以见得他们在竺可桢校长心目中位置的重要，在竺可桢“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理念实施中作用发挥的巨大，在“求是”精神砥砺磨炼中影响的深远。

2021.12.30草成

2022.1.4改定

参考文献：

《竺可桢全集》（第6--10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至2013年12月陆续出版。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政协遵义市红花岗区委员会编《遵义--浙大西迁大本营》，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

遵义市档案馆、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编《浙江大学在遵义--要事纪略》，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11月第一版。

蔡恒胜著《求是之行——重走浙大西迁路》，2019年12月出版。

单泠编《感怀浙大》，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李曙白、李燕南等编著《西迁浙大》，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中华梅氏文化研究会编《梅光迪文存》，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

书同著《君子儒梅光迪》，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9年5月第一版。

陈静、张凯编，梅光迪著《梅光迪学案》，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一版。

张凯、朱薛友编，郭斌龢著《郭斌龢学案》，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2月第一版。